不记得是什么人说的，每一个成功者的背后，都有一位伟大的母亲。并且几乎所有写母亲的文章，无不是歌颂母性的。而我取稍有贬义的“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作为此文的题目，是因为我的母亲无从歌颂起。但是她是一个奇特的母亲，奇特到一定要写出来。我的朋友和熟人当中，鼓励我写她的远比鼓励我写父亲李锐的多。尽管父亲的一生充满了跌宕起伏，更具戏剧性。
我写此文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希望我的母亲能看到这篇文章。许多当面她不能容我讲下去，也因而永远没有机会听到的话，我都写在这儿了。
人生是有许多巧合的。1993年，父亲来美国参加科罗拉多大学的研讨会之前，威廉女士正在拍摄《中国革命》的第二集。听说父亲即将访美，约了采访他。父亲到美后，为了了解威廉女士作片的宗旨和制片水准，我们特意从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的图书馆找来《中国革命》的第一集看。当放到中国抗日战争一段时，我突然发现一个讲演的女学生颇像我妈妈，但是没敢吱声，因为不知父亲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没想到老头子先叫停了：“再放一下，刚才那个镜头好像是范元甄。”我这才说：“我也觉得有点像。”我们把这段又看了一遍。“没错，就是她！”父亲说，“这是范元甄在武汉欢迎世界学联代表团的集会上讲演。听说她的即席发言大出风头，王明一下就看上了，说‘这种人应该是共产党员’。事后找人了解，才知道范元甄早就是党员了。”母亲和父亲同时出现在一部历史纪录片中。母亲的镜头几乎是一晃而过，记录下的恰恰是她一生中仅有的瞬间的灿烂（陈伯达在延安说过：“小范是开花不结果的人物。”）。父亲的镜头反反复复地在影片中出现被选做了片头，映现了他越到晚年越如晚霞般绚丽，学术名气和社会地位愈见升高。父母两人合了分，分了合，而最终归于殊途的人生之路所折射出的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变迁，令人唏嘘不已。
妈妈年轻时很是得意过的。先是抗战初期，担任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所属演剧九队负责人，后任重庆《新华日报》记者。周恩来夫妇视她为女儿。她到延安后，周恩来亲自写信给她，还附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母亲一直珍藏着。母亲在延安时，是有名的四大美女之一。我爸多次对我说：“你妈比我有才华。”好多认识我妈的老干部都对我提起过当年延安关于宪政的演讲比赛，我妈代表马列学院扮演国民党代表，结果把抗大的共产党代表给辩论倒了。事后，大家笑传了很久。妈妈跟我讲起过在延安两次见到毛主席。一次在清凉山的小路上。她上山，毛主席带着警卫员下山，主席闪到一边说：“小范同志你先走。”妈妈很是惊讶主席会知道她的名字。还有一次，她在窑洞前纺线，突然看到纺车前站住一双大脚，一抬头，是主席微笑着看着她纺线。可见，妈妈当年在延安确实是很引人注意的。
“一二九”运动时，父亲代表武汉大学，和代表一所教会中学的母亲在武汉秘密学联相识。1939年，母亲十八岁与父亲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结婚。妈妈后来告诉我，史良曾为她惋惜：“结婚太早了！”在我懂事后，母亲曾反复多次地向我提到此话，永远地后悔自己年轻时的选择，好像毁了她的一生。婚后不久，两人同去了延安。妈妈到延安进了马列学院，这是妈妈一辈子觉得比人高出一头的资本。
抗战胜利后，母亲随父亲北上热河，很感到失去了自我。延安第一次怀孕的孩子出生后就死了。第二个孩子（我哥哥）在承德撤退时的路上降生在卡车上。到热河后，她始终不愉快，跟爸爸不断地吵闹，直到被派至北平，参加了党办的《北平解放报》的工作，心情才好一些。以后南下，任接收长沙自来水公司的军代表，后调京任石景山发电厂副厂长。再以后就一直在航空工业部工作。不记得是56年还是57年，妈妈被送进北京航空学院的调干班学习。毕业后，妈妈进了航空工业部自己办的第一个大型仪表厂———对外称青云仪器厂，对内代号二三二厂，当了总工程师。
记得我曾为妈妈能在有代号的保密厂任职，感到特神秘，特兴奋。然而妈妈在这个新的、令她兴奋和满足的位置上并没来得及真正做些什么。1959年庐山会议，爸爸被打倒。她立即一落到底，被发配到热处理车间当炉前工，接受改造，身体随即彻底垮掉。
我的记忆中，妈妈没有高兴的时候，也不允许家里有欢乐的气氛。记得有一年从陕西的工厂探亲回家，因为自己自由生活惯了，忘了家里的规矩，一边干活，一边哼起了歌儿。妈妈立即厉声叫了起来：“你有什么可高兴的？我们这个家是没有欢乐的！”
我是1950年在长沙出生的，1952年随父母到了北京。我从记事起，就不喜欢家里的气氛，因为爸爸妈妈老吵架。我两岁进全托幼儿园，七岁住校，两个礼拜回家一次。什么时候回家，只要赶上两个人都在家，就什么时候吵架，吵得昏天黑地。说是吵架，其实从来都是妈妈一个人吵，没听爸爸吱过一声。他总是坐在沙发上，背靠在那儿，双手交叉在胸前，双目紧闭。妈妈的骂词是永远的一句话：“说呀！你说呀！”最厉害的一次，只听屋子里哗哗啦啦，像是砸碎了玻璃的声音，我终于忍不住，在走道里“哇”地一声哭了起来。第二天，爸爸脸上贴着橡皮膏去上班，我羞愧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妈妈摔坏的那面很好看的椭圆形的镜子，像爸爸的脸一样也用橡皮膏粘好，又用了很多年。我那时总闹不明白妈妈到底让爸爸说什么，而爸爸为什么就是永远地不开口。等我长大后才知道，很多时候是为了我奶奶吵架。
在我九岁的时候，家里没有了爸爸，他去了北大荒劳改农场。妈妈失去了发泄的对象，我就成了爸爸的替身，挨骂自此成了我的家常便饭。那真不是人过的日子！常常整晚上地挨骂，不许睡觉。每次开骂总是车轱辘话：“你从小心眼就狠毒，三岁就说打死妈妈。你和李锐一个样。”可我真是不记得自己三岁时在什么场合，因为什么说要“打死她”。心里说，“当妈的记三岁小孩儿的仇，真是没意思。”阿姨说，我见了我妈就像耗子见了猫。放了学，只要听到妈妈在家，就轻手轻脚溜进和阿姨合住的房间，再不出来。我妈说我从不叫她妈。我心里其实是对她没有爱。妈妈对我永恒的咒骂就是：“你这个小李锐！你跟你爸一模一样！”每次有客人来家，我都提心吊胆地防着那句话：“这姑娘越长越像李锐。”可总有些不识相的大人爱这么说。他们根本不知道，李锐是这个家庭一切罪孽的源泉，是提不得的。
我小时喜欢军事体育。初一的暑假，趁妈妈在南方疗养，参加了西城区少年之家测向队，还和另一个师大女附中的同学合作，拿了当年的北京市少年女子组团体第一名。可是妈妈一回来，发现我着了魔似的跑测向队，说我满脑子资产阶级锦标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发了疯，跟李锐一样。非让我停止活动不可。后来北京队想要我当专业运动员，教练到家里来做工作，让我妈大骂一顿。教练从我家出来，脸上连血色都没了，气得浑身哆嗦：“没见过这样不讲理的老干部！”测向队是呆不成了，我又偷偷参加了少年宫的射击队，很快从三队升到一队，夏天要到昆明参加全国比赛，选拔国家队。每次活动，都要想出各种办法编造回家晚的理由。星期天活动的谎话是最难编的，只好常常缺勤。我自认是从小爱说谎，但我从不认为我是妈妈说的那种从小爱编瞎话、品质恶劣的坏孩子。我至今认为凡是小孩子说瞎话，那必是大人的错。一定是大人没给孩子说真话的空间。我现在最不能听的就是大人说自己的孩子：“这个孩子总爱撒谎。”但凡听到这样的话，我一定要立即为孩子辩护：“最好先自己检查一下做家长的错，自己是否给了孩子说真话的条件。扪心自问，为什么自己养的孩子不跟自己讲真话。”
后来，文化大革命了。我在学校挨斗，回家一言不发，精神极沉闷。妈妈大概看出有什么不对，问我怎么了，态度极和蔼。我有些受宠若惊，在那种冷酷的环境里，感到了一丝母爱的温暖，不由自主地流了眼泪，告诉妈妈，自己因为爸爸的问题，也有她的因素，在学校里挨了同学的批斗。还没等我说完，妈妈的嘴角向下一撇，露出了极为幸灾乐祸的冷笑：“啊哈！你不是一向标榜自己不要母爱，自己最坚强吗？哭什么！跟我说什么？你在学校挨不挨斗，跟我没有关系，不要往我身上扯。那是你自己在学校一定有问题。以后，你不要再跟我讲这些事情。你自以为了不起，自以为坚强，就不要以为还有妈妈。我在机关挨斗，又向谁去哭？”我那时还不到十六岁，看着妈妈那狠毒的近乎狰狞的面孔，只觉得自己向一个大冰窟窿里沉下去，从里到外都冻僵了。
从此以后，我的心门是永远地死死地向母亲锁住了。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麻烦、痛苦，再不向她诉说哪怕一句，自己默默地顶住一浪接一浪的厄运。
不过，我并不是这个家里惟一遭到妈妈虐待的。她的四个弟弟妹妹对她不说“人人有本血泪帐”吧，也至少都有一肚子的苦水。
我的大舅（我妈妈的大弟），用我爸的话，是个很有才华、非常能干的人——能得我爸如此评语的人是不多的。他一生在武汉长江航运局作会计师，一生贫困，郁郁不得志，五十岁的壮年就得肺气肿去世了。他是我妈四个弟妹中受我妈害最大的。快解放时，大舅和一个一起唱戏的戏友姑娘结婚了。姑娘的父亲在武汉临解放前带着小老婆跑到台湾，留下大老婆跟着女儿、女婿。我妈比爸爸晚两个月南下，一进武汉，就领着我的两个年轻、崇拜共产党、一心向往革命的姨斗争大舅。要他交代是如何帮助老丈人逃往台湾的，家里替他藏了哪些财产。这真是子虚乌有的事，大舅当然不承认。为了表示革命干部不能包庇亲人，我妈一状告到舅舅的单位，单位来人抄了家，还给舅舅连降两级。
我的小姨在跑日本时，小小年纪受了惊吓，得了心脏病。也是不到五十岁就去世了。最后一次犯病，她写信告诉我妈，想借些钱再看看病，争取新的希望。妈妈当即寄了二百元钱。可是事过没几天，又一封长信追过去，把小姨大骂一通，说小姨没有良心，范家的都没有良心，从来没有人关心过她，只跟她要钱。殊不知她的身体也极糟，就因为给小姨寄钱，这个月没钱买补药、买海参。小姨读了信，当下差点没气死，立即让儿子把钱寄了回去，几天后就咽气了。妈妈的信在小姨那本来就已很脆弱的生命上，踹了最后致命的一脚。小姨临死前，对大姨说：“你们要有良心，我死后，绝对不许通知大姐。”
我的小舅五十年代在北京大学读政治经济学专业，学校领导本准备送他去苏联留学。因为我妈既是小舅的监护人，又是老革命，就征求她的意见。结果我妈一句好话也没说，反说我舅舅思想比较落后，小资产阶级意识较浓，不适于出国学习，断送了舅舅出国深造的机会。我大姨（我妈的大妹妹）是我妈南下时介绍参加工作的。八十年代为了安抚大批退下来的干部，中央定了一个杠杠：凡是1949年10月1日前参加革命工作的，都按离休干部对待，享受百分之百的退休金和其他一些补贴。我妈却对我大姨说，她记得大姨是11月后参加的工作。幸好当年我姨参加工作填的表还保留在商业部的人事部门。管事儿的干部说：“这回她可害不了你了。”看来我妈害人的名声是够可以了。
在我们家遭罪最大的还要数老阿姨。阿姨原来跟着我姥姥做事，解放后被我妈要到北京。爸爸去北大荒劳改后，妈妈有时发了疯地打几十页的电报去吵架离婚。她知道邮局是不会发这么长的电报的，自己不去，逼着家里的老阿姨一趟趟地跑。阿姨顶着盛夏正午的毒太阳，迈着一双小脚，往往一趟就要四十多分钟。而且先要挨邮局人的训斥，后要遭我妈的谩骂，常常坐在屋里掉泪。我心里替阿姨愤愤地不平，可也不敢跟我妈讲理。我妈从干校回京后，阿姨已五十多岁。每晚只能在厨房用三张小方凳上搭块板子当床，挤在灶台间睡觉。后来家里在前边的楼里的五层又分到别人家单元里的一间屋子，妈妈就让阿姨顿顿做好饭，端到那里给她吃。饭菜稍凉了些，就要骂人。我很庆幸后来能够帮助阿姨。
我和妈妈彻底闹翻是在周总理去世的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我和先生，那时是我刚交的男朋友悌忠一起从陕西回京探亲，约好一起去动物园玩儿。没想到一早就听到了总理去世的消息。我们去商店买了黑布，裁成黑箍戴在手臂上后就直接去了天安门广场。广场已降了半旗，可还没有什么人带黑纱，人们用诧异的眼神注意我们胳膊上的黑布。第二天带黑纱的人才渐渐多了起来。当晚回到家已经十点多了。妈妈和妹妹住在前边的五层楼的那间屋，我和老阿姨住在原来的七平方小屋。我直接回到自己的住处。
老阿姨一直没有睡，在等着我。我一进门，就急急地对我说：“你妈发了大脾气，你快点过去看看吧！”我提心吊胆地上了楼，一进门我妈就问我野到哪儿去了，还没容我开口，骂声就劈头盖脑地砸过来。说我在总理逝世的时候和男朋友去玩儿，太不要脸。然后说悌忠的爷爷是伪保长，悌忠本人老奸巨滑，不是好东西。让我一定断掉这个关系，否则就和我断绝母女关系。说我在外面乱搞，和人家弄出孩子来，她也不管。这时我实在是忍无可忍了，觉得她怎么可以这么污辱自己女儿的人格，就回了一句：“你胡说八道！”这就更不得了了，她一下子歇斯底里，连声让我滚。妹妹躲在被子里“呜呜”地哭出声。我一路哭，一路走回自己的住处，伤心地问阿姨：“阿姨你告诉我，我到底是不是我妈生的？”这么些年，我真是越来越不信我妈是我的亲生母亲。觉得后妈也不会这么坏。当晚思前想后，下决心走自己的路，该是从妈妈的阴影下走出来的时候了，否则一辈子都不会有自我。第二天一早，收拾了自己简单的行李，离开了家。自此，大概就回去了可数的几次，但是再也没有在家里住过了。
我最后一次见到母亲是1994年圣诞节，那是我离开大陆四年后第一次回国探亲。跟妈妈则不止四年没见了。那应是五年后第一次见面。事先哥哥帮我打了电话，证明愿意见我们，于是约好了时间。为防不测，嫂子和小侄女要跟我们一起去，被我妈一口回绝：“你们来干什么？”我们已感到不大妙，可能会挨骂。哥哥说：“骂，你就听着，别还嘴。”我带着女儿去了。一进家门，那久违了的黑沉、抑郁、死寂的感觉就一阵阵地压了过来。难怪大姨总说，去一次，回来要压抑好几天。多少日子心理的阴沉都去不掉。妈妈开了门，我心提到嗓子眼儿，不知这几年来的第一面会是什么样儿。“来了？进来吧。忙忙（我女儿的小名）长这么大了，变得像个女孩子了，小时候完全是个男孩儿样。”我心里揣摩着，“行，开头还不错。”这四室一厅的单元我只来过可数的两三次。家具依然是早就认识的，到处积满了灰尘，没有什么像样的东西。屋里惟一值钱的，大概就是那个当桌子腿儿的大金鱼缸架子了。这还是五十年代，爸爸从琉璃厂买来的。大金鱼让我淘气鼓捣死了。大鱼缸不记得命运如何。这个古色古香、年深日久便越发亮的架子是“文革”中被扫地出门后，妈妈惟一没想卖的东西。现在，它还是老样子，我就坐在它的旁边。
妈妈说：“自己倒水吧。杯子脏，我也没精力洗，你自己洗洗。”杯子上确是盖着浮尘，我没洗，倒了一杯凉开水。妈妈坐在了那张老藤椅内。我很熟悉它，冬天总是被盖上各种棉垫。屋里没有沙发，剩下的是几张方木凳儿。与其说是保持了艰苦朴素的革命传统，不如说满屋没有一件使人感到有生气的物件，透着屋子的主人对生活那么地兴趣索然，只是凑合着活着。一种凄凉的感觉在我胸里涨着，眼睛只觉涩涩的。我从提兜里拿出带来的东西，一包西洋参，一套不粘锅炊具。我说：“知道国内也能买到西洋参，但听大姨说，常有假货，给你从美国买了点儿。现在的理论是老人少吃油，给你买了套不粘锅，炒菜可少放些油。”不料妈妈接过我的话头，“范元坤，她怎么会买到假西洋参呢？！陈忠介（我姨父）在商业部医药局工作，他们才是享受最好的东西呢！”那种尖酸、刻薄的老调直刺我的心口。
我暗暗骂自己，“好好的，干嘛要把大姨扯上受过。”我太知道，天底下再也没有姨父那么老实的人了。他从来没给自己走后门买过药，从来是我妈要他买药，他没办法拒绝，才硬着头皮办的。我太熟悉我妈这种德行了，用人走后门给自己办事，反过来又把别人批一通。我知道，我给了我妈一个很好的开骂的由头。果不其然，从大姨开始，三下五除二，就径直地朝我爸去了。“那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分子！‘文革’完了，以为自己平反了，又当了部长了，当了中央委员，了不得了。在我眼里，他一钱不值！他还不是从组织部下来了！”从开骂，我一直直视着这张脸。过去多少年，我总是低头听骂，心里翻江倒海地难过。这次，我极冷静地端详着这张脸，听着，感叹着“人怎么会活得只有恨，而且这么刻骨地恨？”老太太接着又从我三岁就要打死她开始，一一历数我的罪状，说我给她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痛苦。不记得什么时候，话锋一转，拿出了一块怀表。我听说过这种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时出的头像怀表。紫铜色，古色古香，很雅致。老太太把表递到我女儿面前：
“忙忙，你认识这是谁吗？”
孩子自进门来，老太太一开骂，她的眼泪就像断线的珠子，没有停过。这个孩子是在爱的温暖里长大的，她常说的一句话：“因为我有一个坏外婆，所以得了个好妈妈。”这话不错。我把我小时候希望得到而永远得不到的那份我理想中的爱都给了孩子。
我妈对外孙女说：“姥姥也许以后再没机会见到你了，送你这个礼物作个纪念，你要不要？”
女儿这时可能被外婆的真诚感动了，点了点头。我妈放缓了语气问：“你哭什么呀？”
女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老太太提高了声调：“你哭什么呀？为什么哭！”
我一看老太太要急，情势不好，也知女儿根本没有能力判断眼前这个外婆到底是怎么回事，应该怎么回答，就赶紧接过话题：“有问题要平等讨论。”这下彻底坏了事，我妈一下子窜了起来：“我怎么不平等了？我怎么不平等了？”我直视着她的眼睛，尽量平静和缓地说：“你看，你现在就不是平等的口气嘛。”我妈几十年集聚在心中对李锐无从发泄的怒火就在这一刹那迸发了。她一个箭步冲过来，提起我的衣领：“我今天就是对你不平等了！你给我滚！”我知道是到“滚”的时候了。不能再呆下去了，赶紧叫孩子：“忙忙，快去拿书包、大衣，我们走！”可是已经来不及了。老太太歇斯底里发作了。她扯着我往门厅拽，门厅那边是厨房，我的直觉是她要拿菜刀砍人（老阿姨说，她对我爸拿过菜刀）。我拼尽全力挣脱着，催促孩子：“忙忙打开门，快跑！”我来以前，总听哥哥说妈妈身体如何不好，有心脏病，便以为她是个衰老的病人，对于眼前这突发的千钧之力，完全没有准备。老太太疯狂地吼着：“我打死你！我打死你！”两只拳头向我的头上冰雹般地砸下来，我根本无法抓住她的手。十几年前发生的事又重现了。
我叫着：“忙忙，快帮帮我！”这时我妈已将我撕扯到另一间屋子，把我压在床上堆放的大衣堆上，我完全立不起身来。她的两只眼睛使我感到很恐怖，那里射出一种饿狼扑到猎物身上时要把对方即刻撕成碎片的疯狂，手则像狼爪，向我的脸遮挡不住的部位扑抓过来。女儿放声大哭，情急之中抓起了一件大衣向外婆的背上抽打过去，边打，边哭，边叫：“畜生！畜生！你是畜生！”老太太怒火中烧，回过头来用拳头向女儿头上敲去。我这下可真急了，把孩子一把搂在怀里：“你怎么可以打孩子呀！”“妈妈，你怎么一辈子就不能平等地对待我们呀？”我哭了，因为两个手护着孩子，没法保护自己，任凭妈妈在我的脸上乱抓，在头上乱打，心里涌起一种深深的悲哀，不是为自己，是为妈妈。为她生活成这个样子；为她的恨，对女儿的恨，对外孙女的恨，对周围一切人的恨而悲哀；一种彻底的、绝望的悲伤：人活成这样，是太惨了！
其实说我妈没爱过人，是冤枉她的。在妈妈那次骂我跟别人乱搞时，我就隐隐地有个想法，莫非妈妈自己有过什么事？否则怎么能对自己的女儿想出那种事来？不过我从来没有真的认为妈妈会有什么作风问题。因为离婚后，妈妈从来再没有想过结婚，家里也没有来过什么独身的男子。
一九四三年春延安搞抢救运动时，我爸作为特务嫌疑被关在保安处，我妈妈也在被抢救之中，某某某是政治研究室组织上派去抢救她的。结果没想到帮助帮助就睡到一起了。再后来，妈妈最好的朋友，上海的一位阿姨也谈到我妈妈自己向她讲过这事。那天，我妈在某某某的办公窑洞里，两人正睡在一起，某某某的老婆来找他，撞见了。我妈起身穿好衣服，说了声：“对不起！”就走了。当时组织上怕我爸爸刚刚受了政治上的委屈，再碰上家庭的变故，经受不了，一再嘱咐我妈此事不能告诉我爸爸。但是我爸从保安处放出的当晚我妈就对他说了。她告诉我爸，她和某某某是真诚的爱情，她从心里敬佩某某某，崇拜某某某的学识和能力。我爸起身就出了窑洞，两人很快离了婚。我爸此后大病一场，差点叫伤寒要了命。事情闹开了，影响越来越坏。组织上只好出面干涉，把我妈下放到桥儿沟乡去当乡文书。某某某居然追到那里，冒充丈夫，又与我妈同居了一个星期。我知道我妈和我爸离过婚，是我妈妈在“文革”中自己对我讲的。她当然没有告诉我真正的原因，而变成了因为组织上怀疑我爸爸是特务，她也觉得他思想太右，两人极合不来，才分手的。后经她的朋友反复做工作，方才复婚。这是自己一辈子最后悔的大错。
平心而论，我觉得我妈和某某某确实般配。我妈妈一生从来没有服过什么人。但是对某某某确实是信服的。83年，我妈妈去上海，见到她早年武汉演出队好友，非常动感情地谈起与某某某的那一段情。她仰躺在藤椅上，旁边放了一盆凉水，边谈边不断地用凉毛巾搭在额头上，激动得难以自已。我真是觉得组织上多管闲事，剥夺了两人的婚姻自由，造成了我妈一生的悔恨。我爸也因这倒霉的复婚而吃尽了苦头。我和我出生于干部家庭的好友谈起此事，大家都观点一致，甭管好人坏人，两个人在一起彼此觉得合适幸福，别人管得着吗？我曾直言不讳地把此观点告诉了我爸。我爸爸说：“那怎么可以。这样乱搞不是生活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党当然要干涉。你也别说风凉话，要不是和你妈复婚，也不会有你。”我大笑：“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我同意你和我妈的复婚。”
我爸79年解放后，我妈其实是高兴的。她曾悄悄地对我小舅说：“听说李锐要放出来了。”小舅说他感到我妈的兴奋和萌生出的再次复婚的希望。我爸本人也确曾认真地考虑过跟妈妈第二次复婚的事，问我的意见，我说：“你要是想多活几年，想有个幸福的晚年，就坚决不能复婚。妈妈是永不会改变的，那种恶梦似的生活不能再过了。”这话后来证明确确实实是不错的。看到我爸不但没有复婚，连看都没去看她；她自己“文革”后实际一直被挂起来，没有正式工作；可老头子已到退休年龄，又在陈云的提名下进了中组部，并升格至中央委员，这是一些人始料不及的；我妈更是切齿痛恨，这口气如何咽得下。她到处扬言不把李锐弄下来誓不罢休。这种狠，这种毒，让人胆战心惊。可见人们说我妈要是江青，会比江青还江青是没有冤枉她。幸亏我爸这人并不是一个看重官位的人。他要的是能够做事。不能按自己的想法做事，也就根本无兴趣留在官位上，他自己已经提出年龄过线，要求退下来。老头子下来后，勤奋著书，成为在国内和世界上极具权威的研究毛泽东的专家学者。对三峡的论著也成为权威性的参考资料。他的《庐山会议实录》等著作，成为历久不衰的畅销书，社会影响极广。在年轻一代人中更是受到尊重。
我爸自67年“文革”中那次来京后，和我妈就再未谋面。只是八几年有一次，养蜂夹道办服装展销，我爸和后来与之结婚的老干部玉珍妈妈去了，我妈妈也去了。我爸爸远远地看到了我妈，认出了她，回来感叹她是足够地老了。我问：“我妈看见你了吗？”“她肯定是认出我了。”我不能想象经过半个世纪的恩恩怨怨，四目相对之时，两位老人会是一种什么感觉。可以肯定的是，我妈的感想一定比我爸的要复杂多了。历尽“文革”十年浩劫，几乎所有受过迫害的人都又有了新的生活，只有我妈比过去活得更坏。怨谁呢？有一点是肯定的，她绝不会怨自己自作孽。94年圣诞节我挨的那顿揍，我爸说是替他受过。如果那一顿打能化解一些我妈心里的痛苦，能时时回味觉得利用了那次机会，把恨的信息传递了给李锐，而有一种“成就”感，我觉得那顿打我受得过。她毕竟是我的母亲，我希望她离开这个世界之前能有些快乐。
我90年去苏联，见到五十年代水电部的老苏联专家。他的夫人不断说：“你妈妈真漂亮，非常漂亮。”卢沟桥办了一个抗战胜利五十周年展览，有人看到有我妈妈的照片，我妈妈特意要了车，去了一次。看着自己年轻时出尽风头的英姿，不知她心头会掠过如何的感触。她曾经年轻过，漂亮过，出过大风头，有过名，可惜昙花一现般短暂。她的大半生都不得志。将一切积怨归罪于父亲，化作永远刻骨铭心的恨。我想我妈现在活着的惟一念想就是“一定要看着李锐先死”。这正是她人生最大的不幸。如果她能认识到其实是自己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她或许能够从黑暗中走出来。
作为女儿，我恨我妈伤害了很多人，甚至毁了她自己亲人的一生，但有时也深切地同情她，记得她对我的一切好处。我少儿时期，妈妈曾付昂贵的学费让我学习钢琴；在我进厂的第一天她告诉我：“即使作一个工人，也要有大学的知识才能当个好工人。”那正是“知识无用论”最盛行的年代。这话我一直记着，终于学了出来。尽管我们没有拿那块怀表，但是我记得妈妈曾要送外孙女一块毛主席头像的怀表作纪念，这些记忆是不能磨灭的。妈妈在这个世界上的日子不多了，我多么希望她能够回首平生，公允地认识自己给他人带来的伤害，认识到是自己害了自己。我希望她不后悔自己曾在这个世界生活过，不论好坏。
摘自《书屋》杂志199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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